上有天堂，下有书房

文 | 胡悦晗

来源 | 《生活的逻辑》

书斋作为文人寄托闲情逸趣的空间，无论是典雅豪华的高堂，还是简陋窄小的斗室，都寄托着书斋主人的理想，自始至终营造着独具魅力的一篇文化天地。明清以来的文人士大夫通过精心装饰自己的书斋，赋予其雅致的格调。作为存储书籍的特定空间，书房也是从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私人生活空间上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1930年代，北平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有较为宽敞的居住场所，故其书房也十分宽大。而上海知识分子的书房则与他们的居住空间类似，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经济能力较强的知识分子的居住空间较为宽敞，自然有余力拥有一间面积较大的书房。

陈存仁“布置了一间宽大的藏书室，叶恭绰为我的书斋写了一个匾额是‘书城’二字，我每天有闲时，坐在书室中翻阅各种书籍，觉得其乐无穷”。据子女回忆，在大夏大学任教的鲁继增在抗战前”通过银行贷款在大夏新村建造了一幢私宅。在这幢住宅中，父亲拥有了他的一大间书房。”戈公振的书室“珍藏了许多中外名贵的报章，四壁也贴满了各色各样的报纸。入其室中，则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即如断笔残章，亦珍如拱壁，可见他对于报纸趣味之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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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阳明山书房

林语堂的小书房在楼下，“铺着寸把厚的地毯，家具富丽堂皇，书架上则是洋装书和线装书并存”。邵洵美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那三层楼洋房里，有楼上书房、楼下书房和三层楼书房”。洪深在法租界菜市路居住时，三层楼是他的书房，大半间都给书架占了去，并列放着的大书架上放满了中英文各种书籍，正像图书馆里的书库一样，靠窗口放着一张书桌，桌上也堆满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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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

对于经济条件处于中下层，或经济条件尚可，但居住空间较小的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居住空间本身较为有限，故很难提供专门的书房，因此，书房往往与他们的起居室合二为一。

1927年后丁玲与胡也频初到上海时的亭子间，“他们租的一张大木床放在房中央，前后各放一张写字台”。任均回忆杨骚的亭子间，“一张小铁床、一张小写字台、一把旧靠背椅、一个藤书架、架子上凌乱地摆着好些新旧的中文、日文、英文书籍,外加床底下一个旧皮箱”。朱生豪所居的亭子间“比之普通的亭子间略为大一些。陈设很简单，只一书桌，一小眠床（已经破了勉强支持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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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朱生豪故居书桌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叶公超在暨南大学教书时，“因兼图书馆长，而且是独身，所以就住在图书馆楼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书。”三十年代的陶行知的起居室“是一间四方形的斗室，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其余都是书架，堆满了书籍和报纸。”时任教于暨南大学的卢冀野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房子很矮，又很阴暗，室内有两张床，三个书架，几张课室用的矮小桌子，桌子上乱堆着纸，堆里高矗出蜡烛台来。……两架书是他自己的，另一架是一位名叫Byron Lee的人的。”在赵景深的回忆中，汪静之“住在楼下客堂间，因是暂寓，所以一切都极简单，只是一床一桌数凳，破书两藤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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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间

书房对士大夫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士大夫与文人自认只有他们才需要书房，书房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他们拥有的知识或思想形式的财富，也是用来支持他们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

知识分子对于居住空间的选择并非完全为了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而更在于营造一种视觉上的舒适感。藉由居室的设计，使得生活的实体空间形成富有雅致的心灵空间。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给自己的书房赋予名称，另一方面通过个性化的装饰来达到这一目的。

当代科学史家与古文献学家胡道静三十年代在闸北花园路的一幢三层三开间的房子居住。三楼是胡道静与父亲近代文学家胡怀琛的书房。父子俩人在书房的命名上都有文化层面的典故：

为书斋取雅名别号，是历代文人雅士普遍皆有的文化行为。有别于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喜好用典雅别致之词字给书书房命名，一些知识分子也会用较为通俗的字眼为之命名，以示与文人士大夫的典雅之韵相区隔。徐傅霖在书房命名上“故意化雅为俗，为‘破夜壶室’。”林语堂也将他的书房取名为“有不为斋”。黄炎培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非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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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王国维故居书房

在书房装饰上，一些家道殷实，受过新式教育或有过留洋经历，在生活与观念上较为西化的知识分子不仅以自己的喜好选择个性化的书桌，还喜欢用带有现代西方文艺色彩的图画挂在墙壁上。

邵洵美书房内“一套书架、书桌也是请正宇（邵洵美的朋友，笔者注）设计的，书架沿壁做，除了房门和壁炉，书桌做得比第一次设计的书桌有更多的抽屉。用黑漆，因为门窗都是白的”。“书房的一壁为书架填满，空的墙上挂上了三哥张道藩画的那张得意杰作——《海》；好友常玉的“Nu”（线条画的裸女背影）和他的两个偶像——诗人莎和史文朋的照片。”友人张若谷则提及邵洵美书房中的装饰品价格不菲：“墙上装饰着新近从庞贝城挖掘来的女诗人莎佛的半身雕像，价值五千美金；又如英国诗人史温朋的手稿，是在伦敦花两万英镑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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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上海作家陈丹燕书房

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与明清文人士大夫类似，在书房里置放了盆栽纸砚等物品，以陶冶身心。郑逸梅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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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先生在纸帐铜瓶室

作为私人生活空间的亭子间，虽然狭小，但仍然挡不住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品味将其装饰一番的兴趣。朱生豪将自己所居的阁楼粉饰一新，换成了奶油色。在给自己的未婚妻宋清如的信里，他兴致勃勃地描述了他的房间布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西方诗歌与绘画艺术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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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传记作者理查德森书房

个性化的装饰也体现在奇异独特的装饰品身上。白采在自己的书房里摆设了一个棺材和骷髅头，并时常对着骷髅头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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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家Jay Walker之私人书房

经过装饰后的书房，实体空间属性开始退隐，带有知识分子个体特征的心灵空间的属性开始彰显，并在日常生活中给予知识分子本人以工作的热情和创作的灵感。墙壁上中意的风景图画、让书房主人膜拜的文坛巨星、案头喜爱的书籍杂志，时常给知识分子以精神层面的认同感，激发着知识分子的文思源泉。

邵洵美的一间书房里挂了一张凌淑华画的水仙。在邵洵美眼里，这幅画“浅淡的笔姿给你一种清高的空气；偶然在看书的时候，想到自己不久要穷得不成个样子，它就会显示你一个最伟大的希望。所以有几个晚上，我简直就呆对着这张画”。赵景深“每逢工作得倦了，便回过头来，望一望开口跳杨香武一般的莎士比亚，白胡子老头儿托尔斯泰，头发梳得光光的带女像的牧师一般的美国爱玛生，以及老太婆一般的挪威般生，好像得到一点安慰，幼稚的心里仿佛说：‘倘若我能够有他们万分之一的成就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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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家Donald Judd之私人书房

公共图书馆必须遵循同行的书目编排规则，使它们易于找到，不受图书采集时间的限制，也用不着经常将图书重新排列或更新。然而，私人书房则完全根据书籍拥有者个人的嗜好而任意摆放。为了有别于遵循一种通行秩序与规律的图书馆风格的书目排列，知识分子标榜书籍摆放的凌乱，认为超越了某种秩序的凌乱和随意，不仅是便捷的需要，更是灵性的体现。他们沉溺于在杂乱的书籍中与一本好书不期而遇时的惊喜。并不是物品在他身上复活，而是他生活于物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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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之书房宛如图书馆

小报文人徐卓呆的书房凌乱不堪，“纵横都是卷轴缣素，有堆在架上的，有积于橱端的，甚至有散列于第，旋身举足，偶不慎便遭损践，而案头秃豪残墨，以及印章之类，更是凌乱不堪”。万迪鹤因条件简陋，因地制宜，将书籍、杂志等日常所需物品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床铺的右手放了一张帆布床，这帆布床比床铺矮了五寸光景，这地方简直成功了堆栈我的书籍，杂志，衣帽，都毫无秩序地躺在上面，这对于我是有许多好处的。要什么东西只一伸手，便可以拿得到。”

邵洵美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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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蒋方舟之书桌文玩

林语堂的书房不但洋装书与线装书并存，他更是将书籍排列的凌乱上升到艺术的层面大加提倡。在他看来，书籍排列的凌乱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未知与不确定性的神秘色彩，从而使书房具有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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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敖书房字资料台

然而也有一些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采取分科条目的分类方法将书房的书籍整理得一丝不苟，规规矩矩。鲁迅的书房就是如此。郁达夫回忆，“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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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书房

陈伯欣在《一位勤奋的多面手作家——忆赵景深先生》一文中说：“赵先生的书桌上，工具书和参考书，分别列队成行，两行崭齐，稿纸、钢笔、墨水瓶、吸水器等，都摆得端正，望过去十分舒服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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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