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姐妹》：年代剧藏着我们来时的路

上个世纪60年代，何常胜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扬州江都移居安徽淮南，带着一家老小在异乡重新扎根。那是一个国家建设得热火朝天，但思想上相对传统封闭的时代。彼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距离后来“计划生育”被定为国策的1982年还有二十年的时间。在那个年代，家家都是希望人丁兴旺，多生多福。当然，多生多福说的是多生男孩，因为只有“儿子才能顶门立户”， 而且“家里没有男孩，一家人都要受人欺负。”

可是人生如戏，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何常胜一连得六个女儿，在单位受尽嘲笑受尽欺负，他也心灰意冷内心挣扎。时代是个罩子，人很难跳脱出自己生活的时代建立时代以外的认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向往有儿子的生活，并把生男孩当成了使命。这是一个父权社会千百年延续下来的认知，很难有人可以撕开时代的裂缝长出新芽。就像小闺蜜和何家丽聊天说何家丽不像一个女孩，因为她一点不去女孩该想的事，一点不畅想着长大了组建自己的家庭，何家丽反问，女孩就该想这些吗？闺蜜说，“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小闺蜜才10多岁，“大形势”的传统已经耳濡目染、根深蒂固，并成为下一代的轮回。

但是何家丽不干，她很纳闷为什么大人们执着于生男孩，她想不通，因为女孩也一样很能耐很孝顺。就像她“很能耐”的给家里买到了猪肉，以为大家都很开心，但却听到爸爸背地里说“关键的时候丫头就是不如小子”。这让她太伤心，伤心到跑去把头发剪了，她也要变成男孩。她哭着让爸爸把她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那个时代要强的女孩不能做自己，它把她逼着要做小子。

“顶门立户”成了何家丽一生的紧箍咒，从她变成小子后的每一天她都在践行那句话：“我是长女，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她也真的做到了“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 ”这个要成为小子的姑娘给了父亲心理补偿，这种自我牺牲和孝心在那时被称赞被歌颂，更被心疼。放在今天可能不会被表扬，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的上野千鹤子，知道了“女性主义不是让女人变得像男人一样，也不是让弱者变成强者，而是让女人坦然接受并爱上女人身份的思想”。但时代不能模糊对比，何家丽最终选择要做一个男孩，这种不彻底的反抗不是她的错，而是那个时代我们很多人来时的路。观念的突破都是需要几个时代的累积来逐渐完成。

不想顶门立户的长女，不是一个好家长。

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过“出生顺序”理论——孩子们在家庭中诞生的先后顺序，对其人格和行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何家六个女儿性格各异，每个人身上都是暗藏了父母在养育过程中对待她们的方式。对待老大，妈妈说，你是老大，得帮着家里干活，还得帮着爸爸妈妈照顾妹妹。爸爸说，你是最懂事，凡事想着家里头，比儿子强多了，你当老大的，要给妹妹们做表率。句句都是责任，这个家的长女从一出生就默认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角色。这已经成了作为一个长女必须要完成的义务。

 爸爸被欺负了，老大抄起家伙去救；老五被对家追债，老大正面硬刚，大喊我就是她妈；老幺得了白血病，只有老大的骨髓配对成功，她不计前嫌拉起了手做手术。每个妹妹的婚事、人生大事都是她把关，她来谈，她来抗，就好像《知否》里面那句经典的台词，“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当家里有一个取代了一部分父母功能的老大时，她也内化成父母的一部分角色，扛起来了本该他们尽的职责，为每个妹妹计起了深远。

但她并没有享受到来自父母“一碗水端平”的爱。《爱的多重奏》中说，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但在人员众多的家庭小社会里，共产主义很少能实现均衡。何家丽嘴馋偷吃了猪油，妈妈看到女儿哭只会说：这下好了猪油没了，再没有多余的心疼。当老六歇斯底里的赶走了大姐，妈妈还在维护从小最爱的那个老疙瘩，给了她本是六姐妹都有的房子产权。很多人说不真实，怎么可能有这么狗血的亲姐妹。但又有人告诉你，这就是我身边曾经经历的生活。当抢夺家庭资源和父母的关爱，与人性碰撞在一起的时候，要实现共产主义是天方夜谭。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不会都能大圆满。

真实的人生最经得起推敲和回望。淮南有人说世界好小，“我妈认识张建国本人”。有人又说，我的外婆就是我们家的何家丽。人生本来比剧本复杂得多。我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姐妹相争，都带着真实的痕迹。在今天流行用星座、用mbti标榜个性独立的年代，年轻人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无条件溶进家庭的集体里，为了家成为一个消失了个体的自己。但这确实真实的发生了。

看《》的期间，大s去世了，我时不时的在何家丽和大s之间看到互相映照的影子。大家长的命运相似又不同，做儿子，做女儿，做姐姐，又做妈妈。好在新的规则已经建立了，长女们跨越了时代，可以拥有了新的世界。回望这些点着煤油灯的年代就是我们来时的路，提醒着佳丽，不要逼着自己顶门立户，“以后要好好照顾那个原来的自己”。